日本国会大选尘埃落定后，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内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消息一出，许多媒体迅速将其解读为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回潮，甚至有一些声音开始渲染中日冲突的风险。然而，若仔细思考现实的背景与复杂性，这种说法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先从日本的人口结构来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接近30%，也就是说，每三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老人。而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经跌破60%。这样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即便维持日常的运转都变得吃力，谈何去发动对外冲突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的产业链与市场将是第一批遭受冲击的对象。虽然政治上可能会发出强硬的声音，但经济现实决定了，日本无法承受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代价。

　　所谓的军事威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想象，而非一种实际的战略可能。很多人将高市早苗、美国的MAGA派、欧洲的国民联盟等都归为右翼或极右翼。然而，如果我们回溯到传统政治光谱，便会发现这些群体的行为逻辑与经典的右翼思想大相径庭。传统的右翼，比如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市场开放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今天我们所称的右翼，却普遍强调经济安全、产业主权，支持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这种逻辑，放在20世纪，倒更像是左翼工会的诉求。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所谓的右翼群体普遍反战。传统右翼常常被贴上鹰派的标签，但今天的这些力量却对长期的海外干预和代理人战争表现出强烈的厌倦。与此同时，他们反对LGBT权利、女性平权和多元文化，强调传统家庭和身份边界。这显然并不是对个人主义的延伸，反而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否定。归根结底，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秩序、认同与文明的归属感。与其说他们是右转，不如说是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质疑。

　　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现代化的进程。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社会普遍相信，只要接受市场化、全球化以及制度化的治理，就能走向富裕、自由与和平。国家不再是承载天命的权力体，而成了一种按照程序运作的管理系统。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责任的稀释。在前现代社会，无论是东方的天命还是西方的君权神授，统治者都需要为社会的整体后果负责，否则就可能丢掉江山。然而，在现代政治中，只要符合程序，即便政策失败、民生凋敝，领导人依然能安然无恙。比如拜登、奥巴马和小布什下台后，照样过着优渥的生活，没人为政策失败付出代价。当问题出现时，政治家们往往把责任推给议会，政党之间相互甩锅，最终却无人真正担责。 这种有限责任制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医生不敢突破诊疗指南去救人，生怕承担风险；企业高管只顾短期财报火箭代理，忽视长期发展的需求；学校教师则只关注KPI，而不关心学生的真正成长。整个社会看似高效、有序，实际上却在慢慢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