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苟秉宸教授促膝长谈4个小时后，我发现一个人能成功绝不是运气。硅谷著名投资人纳瓦尔说，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专长，是在基因、成长环境以及个人对环境的回应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天生喜欢和擅长的领域，那么成功就是必然的结果。

　　出生于陕西礼泉县商贾与文化之家的苟秉宸，从工业设计中找到了艺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乐趣，凭借天赋与努力参与到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中，并成为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一名工业设计师。以科研人员的视角，他十余年来用影像尽其所能，记录下每一次代表不同意义的、不可复制的火箭发射现场，并影响着一批批“追火箭的年轻人”。

　　未来，他还希望自己能够用相机将中国的“载人登月”、“载人登火星”都记录下来。用影像来揭示航天科技与普罗大众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工信部工业设计与人机工效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载人航天工业设计团队带头人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G：我祖籍陕西礼泉县，解放前家里在县城做生意，有自己的铺面。我的祖父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解放前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读书，解放后又在西北大学进修。他一辈子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而我也接过了他的衣钵。我的母亲家在解放前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因为受特殊时代的限制，我的父母亲读书都比较少，但是他们两位从小受到的教育、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非常得体。

　　我个人认为在智力因素上，我还是受到了我祖父的影响。包括我的父亲，同样也是这样。父亲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在我眼里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小火箭节点排序。

　　G：从小我祖父对我比较注重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教育。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整天就带着我临帖。写得好的字就给我用红笔勾个圆圈圈，椭圆形的。每一个椭圆对应一个鸡蛋，不管是炒还是煮，也算是一个奖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鸡蛋还是很稀罕，不是谁家小孩都能有这样的待遇。

　　小时候农村家里土坯墙上都要贴报纸裱墙，我们家就是周围唯一一家订报纸的。所以除了给自己家墙上贴报纸外还给邻居们分一些报纸。我那时候把墙上几乎所有的文字报道全都看完了。祖父是教历史的，会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当你在看国内国际新闻时，祖父会在旁点拨，所以和同龄人相比，我心中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G：对，我小时候不仅不捣蛋而且还很腼腆。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个男生，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有点匪气、有点冲劲。我的玩伴们都很匪，翻墙、上树无所不能。但是我却不会。后来长大点，甚至还曾经抱怨过我爸妈没有鼓励我或者训练我能够上树、翻墙、吹口哨。后来想想，这也是家风和个人性格的原因。

　　G：小时候的梦想挺多的，想当解放军，想当科学家，这个理想也总是在变，后来又想当火车司机。那时候还没有坐过火车，就是觉得火车司机很牛，可以全国跑。自己当了火车司机拉上爷爷奶奶和外婆出去，一路走一路玩。

　　W：我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就是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又是博导，同时还有繁重的科研工作，您日常如何有效的利用时间，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

　　从小我就是大家现在经常讲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几年前才听到有同学戏言我就是他们童年的“噩梦”，因为每次开家长会老师都会拿我的成绩和他们做比较，说“你看看人家苟秉宸......”。因为那时候人家在玩我也在玩，什么电视剧、武侠小说这些童年的记忆，我是一项都没拉下。但是学习还很好，真是没天理了。

　　我不争强好胜，但是会给自己定目标，做事喜欢追求完美。我学习更重视学习方法，做事情要把它搞清楚，但很少熬夜和大量刷题。

　　G：我本科就读的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当时对专业属于是一无所知。当时为啥要选这个专业？就是挑兵挑将A、 B、 C的选择。

　　G：大学毕业后就保研留校了，一直在做教学工作。机缘巧合当年学校成立工业设计专业，我就找到了工业设计专业的创始人、我的后来的硕导和博导陆长徳老师，他是中国工业设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我毛遂自荐，想读他的研究生，陆老师说，我这里可是要下“地狱”的，如果你吃不了这个苦，就再考虑下。

　　因为我的本科是搞制造工艺的，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劝我再考虑下。工业设计专业是技术和艺术、科技和人文等多学科的相互融合，是与企业的产品开发、生产制造紧密联系的交叉学科。我觉得我从小的兴趣爱好方面可能更适合从事工业设计，最终我就跟着陆老师干了。

　　G：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后。陆长德教授就把我们叫到了一起，要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团队能够参与到关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工业设计中。目标不高哪怕是设计一条线，那也是工业设计师一种荣誉。在工业设计史上，美国的工业设计之父雷蒙德·罗维就参与了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和美国天空实验室的设计。阿波罗号登月成功后，宇航员还向雷蒙写了一封感谢信，这是工业设计师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的工业设计师，我们也想着能够参与到自己国家的载人航天工程中。

　　据我们了解，当时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才刚刚起步，是缺少工业设计这一环的，设计人员对于宇航员的舒适性和宜人性都没有做过多的考虑。但是作为地处西北的的我们，想参与进这样的项目谈何容易，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2005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团队踏足北京航天城，我和陆长德教授、余隋怀教授和王小平副教授一起为航天五院和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科学家们做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载人航天工业设计的讲座。多次交流之后，我们就逐步介入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从神舟飞船的仪表和照明系统开始着手设计。

　　W：据我们了解，这次梦天舱的舱内人机工效系统设计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启动的，科技发展的速度很快，在当年设计之初是如何做到科技发展的预见性呢？

　　G：这个不能说是十多年前的设计，其实更应该说是“昨天”的设计，因为这种设计是在不停的优化迭代。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当时要做这个二号实验舱，设计难度是非常大的，至少没有一个中国人上过空间站，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工作是最前端，而迭代的工作在航天工业这些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在继续进行。就像盖房子一样，设计师定了标准，然后在建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相应的调整，但是主体结构这些方面是变不了的。

　　G：小时候邻居有台相机，经常会给我们这些小孩拍照。所以从小对相机并不陌生。上大学后，宿舍有一个西安的同学，他家里条件好，有一台海鸥单反。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他一起拍照，玩一玩。所以我真正第一次接触摄影，玩摄影，其实是受他的影响。但也仅仅是出去玩拍照，仅此而已，没有向前再跨一步。

　　所以后来真正醒悟之后，就觉得很可惜。你看90年代，那时候西安的摄影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例如胡武功、侯登科等老师，我们就在同一个时空，如果那时候能够拿起相机记录当时的影像，那真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G：是的，100多年前。有一批传教士在我们礼泉县还拍过一些照片。很偶然，我居然看到了它们。虽然网上图片精度不是很高，但是有一张照片我居然从西城门洞，隐约看到我家当年的门头。那时我们的祖辈就在那里做生意，照片里有一个人戴着礼帽的背影。我就在想这是谁，会不会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先辈，抑或是周围的邻居。这种穿越百年的影像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W：我看您一直在讲关于记录，记录当下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一本书，给您树立这么一个观念？

　　G：其实就是跟我们当地的华商报摄影部的老师们接触后，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几任摄影部主任不仅仅组织拍摄活动、摄影比赛，还请名家讲座，包括荷赛的获奖者旷惠民老师、工人日报的于文国老师，还有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老师，参与他们讲座，使我对摄影的进一步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在此之前我和大多数摄影爱好者一样，拍照就是记录，记录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出行时看到的美景，不是花花草草就是美女人像。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摄影真正的本质。当你有机会看到更多的国内、国际上这些纪实摄影师，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对影像的认知、价值观，你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不管从战争年代的红色摄影，还是到改革开放之后，陕西纪实摄影师群体的崛起，例如胡武功老师、潘科老师等，我们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忘年交。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我在大学时代最早看到的、影响最大的，是侯登科的纪实摄影作品《麦客》。作为纪实摄影来讲，对我的触动太大了，会让你产生很深的一个反思。

　　G：航天摄影应该是一个新兴的摄影门类。我国有航空摄影学会，但是没有航天摄影学会。过去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时候只有很少量的媒体记者能在现场拍摄。但是现在在海南文昌发射场之后，航天摄影变得非常普及和火爆。

　　未来的航天摄影创作我觉得难度其实比较大，拍到一定程度，你会面临一个题材枯竭的问题。就像载人航天20余次发射，总共也就三种运载火箭在执行任务。拍摄场景其实是非常容易雷同的，想出新很难。

　　航空摄影却不一样，在航展上飞机种类很多，而且主办方还有专门的航空表演，有时候为了追求效果还会带有彩烟以及特殊的飞行动作表演。

　　这一点作为航天摄影是不可能的，航天器一旦定型，大家拍来拍去，就那么点东西。未来再增加一个也不过就是登月火箭。当你把这个谱系拍完，也就没啥可拍的了。未来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中国的载人登月，还有月球基地的建设。

　　G：2013年神舟十号在酒泉发射，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火箭发射，当时的身份是参研单位代表。而且第一次参加现场观礼后，我也没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多次机会能到现场拍照记录。

　　在整个中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载人航天工作中的科研人员有30多万人左右。我们作为高校来讲，并不是核心的研发单位。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或者说需要攻关的项目，而主体的研究单位还是咱们的航天院所。很多航天工作者毕其一生都在造火箭、造飞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

　　编者：苟秉宸老师的创作涉及载人飞船、空间站、运载火箭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从大漠戈壁的酒泉基地到海岛椰林的文昌基地，从神秘的卫星实验室到校园里的大飞机，作者用纪实与艺术的手法创作了神舟十号、神舟十一号、神舟十二号、空间站核心舱、长征七号、翱翔一号和ARJ-21等重要型号的精彩瞬间。

　　G：现场照片拍摄记录已经是常规手段了，我还计划做一些视频的拍摄尝试。但是因为条件限制，只能一个人进入发射基地拍摄，所以我只能现场随机应变，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一次代表着不同意义的不可复制的发射现场。

　　G：严格讲还真没有什么规划，只是想把当下的工作做好。如果说要有个长远规划，就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影像创作的机会，然后把自己更好的想法能够实现。

　　二十大上官宣了要正式启动载人登月和月球科研基地的建设工作。这对我们搞载人航天工业设计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当中国的航天员踏足“广寒宫”的时候，希望能够有我们的设计被航天员带上月球。

　　从影像的角度讲，如果没有摄影，这事情就没有发生过。我还是希望通过手中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虽然这个过程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用相机将中国的“载人登月”，甚至“载人登火星”都记录下来。希望能够拍出高度，也能够拍出深度。不再是一拍就是火箭点火升空这样的画面。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多，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镜头对准航天工作者也对准普通的老百姓，能够用影像来揭示航天科技与普罗大众的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绝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G：从拍摄来讲，未来10年、15年肯定是我们国家载人航天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怎么拍，我想可能还是要与时俱进，还要看情况。目前这样拍法再下去等于还是在重复，小火箭变成了大火箭，大火箭变成了重型火箭。

　　W：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在组团拍火箭，甚至很多人都是不远千里自费赶往文昌去现场拍摄。您怎么看？

　　G：现在“追火箭的年轻人”基本上快成了一个对这个团体标准的称谓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越来越热衷于用影像的方式去记录时代的变化，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眼界、格局、技术，包括他们装备都非常棒。

　　最早点这把火的其实还是我们西工大的大学生摄影学会的这些孩子点燃的，文昌发射场第一次启用时，大家总觉着航天发射场都是军事禁区，不太好拍摄。后来大家才发现在文昌拍摄环境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我们西工大的摄影学会的一些学生，他们不但片子拍的好，而且还影响了很多人。其中，我们西工大“追火箭的年轻人”大学生社会实践队队长李秉文，就是当年看微博上面看到我们摄影学会的同学拍的火星探测器的发射美图，然后毅然报考了西工大。

　　现在我发现追火箭的年轻人也在呈现更加年轻化的状态。原来我们是看到有高中生在现场的时候觉得很震撼，而且他们的装备非常专业，用的都是电影摄影机，一次租了两台。

　　其实，在所有的这种大国重器的拍摄里面，火箭发射其实是最适合的。没有哪一个大国重器能像火箭发射这样能够让你仰望星空，能够震撼你的心灵。而且再加上咱们文昌发射场这么友好的一个开放环境，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未来火箭发射会越来越频繁。所以将来在文昌去摄影、采风、去拍火箭飞天也会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的旅游项目。

　　G：拍火箭发射，器材是很重要的。因为一般距离火箭发射最近的拍摄点距离火箭发射塔也有1.5公里左右。而普通摄影师想要拍摄，都是在外场。一般都会在4-5公里甚至7-8公里左右。文昌发射场，号称是全球最佳的火箭发射拍摄点。

　　首先是选址：文昌可选择的地点太多了。拍摄首选还是在沙滩边比较好。我觉得拍摄火箭发射，不仅仅是大国重器本身，同时还要有与人的互动，必须有观众。所以最佳的观测点就是在淇水湾沙滩。

　　第三做好应对各种天气准备。海南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无论是摄影师本身还是照相机都需要做好防护。防晒、防雨、防潮的设施要准备齐全。火箭发射不会因为下雨而取消。相信每一个摄影师也不会因为下雨而放弃拍摄的。

　　今年七月份带着学生在现场拍摄问天舱发射时就出现了学生被晒伤，同时机器在高温环境下死机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