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12月到1961年春季，溥仪的情感波动最为强烈。1959年12月4日，年届54岁的溥仪收到了一封特殊的“特赦通知书”。这意味着他长达数十年的战犯身份终于宣告结束，他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重拾与家乡的联系。

　　1961年3月，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安排，溥仪正式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迈入了新的工作岗位，并由此开始了他截然不同的生活。

　　1964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溥仪与其他特赦人员一同前往西北参观学习。途中，他们曾在华清池洗浴，溥仪不小心摔倒，这让他感到有些不甘。然而，沈醉看着他微笑说道：“白居易早就警告过我们。”溥仪疑惑不解，沈醉则解释道：在《长恨歌》中，白居易写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原来，这个警告早在千多年前便已存在。

　　回顾过去，溥仪的历史始于1945年8月。当时，他在逃往日本的途中被苏联红军捕获，并向他们请求留下，表示害怕落入他人之手将面临更糟的结局。1950年8月，他被苏联移交回国，在长春的火车上，他满怀绝望地自言自语：“这里是我曾为满洲皇帝的地方，现在人已到齐，看来要公判我了。”

　　周恩来早已为溥仪定下了安抚之策：“溥仪等人进入战犯管理所前，东北局需进行一次谈话，稳定他们的情绪。”不久后，溥仪等战犯被专列押解至沈阳。一路上，溥仪紧张得几乎腿软，手心冒汗，但会议现场的氛围却令他大感意外，与会者对他们温和友善，高岗还关心地询问了他的健康，邀请他发言。

　　在谈话结束后，溥仪和其他战犯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他稍微放松了警惕，但依旧深感死亡的阴影尚未远离。管理所里的战犯多为顽固的封建思想者，溥仪对此心存抵触，甚至否认自己有卖国行为。在引渡途中，他要求亲属一致对外表示他是被日本侵略者迫使成为伪满皇帝的。然而，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改造的难度极大。

　　直到后来的悔罪教育开始施行，战犯们逐渐接受了这一过程。溥仪也在这个过程中坦白了不少过去的罪行，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在抚顺的十年改造过程中，溥仪发生了深刻的思想与生活上的转变，逐步自觉地认罪并悔过。最终，特赦令的颁布标志着他身份的彻底转换电脑小火箭安装包名字，他获得了自由，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1959年12月9日，溥仪被特赦回京，由亲戚接回了家。第二天，他去派出所报户口，内勤民警吴静深帮他办理了手续，并登记了他的户口信息。当新户口本递到溥仪手中时，他内心百感交集，低头沉思良久。

　　很快，溥仪领取了选民证，并且在1960年11月26日第一次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当时，他特意换上了那套舍不得穿的中山装，亲自去给人民代表投票。1961年，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溥仪，并对他说：“你不仅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更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终结者。你的命运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从此中国再无封建制度。”

　　随着溥仪彻底脱离皇帝身份，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961年2月28日，溥仪等第一批留京特赦人员参加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李维汉部长宣布了周总理的决定：特赦人员将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专员。

　　溥仪听到这个决定后，激动不已，认为终于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当职位。他曾感慨道：“‘人’，是我在《三字经》中认知的第一个字，但直到今天，在共产党的政策和改造下，我才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3月1日，溥仪穿上崭新的衣服，带着任命书，走进了全国政协的大院。当他进入会议室时，大家早已穿着整齐的服装等候，他成为第一个被提问的对象。申伯纯向他询问，溥仪回答自己曾听说过这座大院，但因为当年被严密监视，无法自由出入。申伯纯笑着表示：“今天起，你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工作了。”接下来，溥仪与其他特赦人员开始了他们的新工作。

　　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在编写经历，有的在审阅稿件。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他甚至会亲自做笔记，认真学习与写作，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与溥杰合力完成了《我的前半生》的初稿。

　　1964年，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溥仪与其他文史专员前往西北参观学习。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去延安，感受那个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产生重要决策的历史土地。此行之后，他们不仅了解了革命先烈的伟大，还在多个城市参观了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切的变化，成就了溥仪在新的身份和新生活中的蜕变。而这次西北行也让他和他的同伴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为了国家未来而付出的坚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