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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对力行社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团结一致，拥护国民政府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它促使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加速改变了“安内攘外”的政策。

　　此时作为“安内攘外”政策重要工具的复兴社，其“原有的价值和功效或意义已不复存在”，它的结束和改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改组力行社的理由有三：一为国家已经统一，但青年组织尚未统一；二为国民党的组织与力行社之间的摩擦，对党有很大损害；三为力行社内的同志已不可能团结。”“抗战促成了全国一致的感觉，却未能加强团体的力量及一致性。”

　　复兴社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致使“团体革命情绪低落”，其成员对团体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也使蒋介石对复兴社的态度日趋冷淡。

　　1938年2月5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复兴社高级干部举行会议。他宣布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对于团体过去的一切事业，应作严格的检讨，以谋今后的彻底的改进”。

　　“在外面一般人看起来，以为你们是‘蓝衣社’，本领如何大，其实你们的学问修养经验能力大都不行，尤其是这五六年以来，在那一方面都缺少进步！”“自开战以来，我们团体没有开过会议，对国家之安危存亡，似乎都不关心。”

　　其中“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内部自相冲突摩擦，不仅团体与党部冲突，而且团体里面自相冲突。最可忧者就是团体里面有小组织，讲地区，分派别，暗自斗争，各不相下”；干部幼稚冲动，“骄傲跋扈，行动轻浮，生活奢侈”，团体内弥漫“官僚的习气和颓唐的暮气”，“一天天趋于腐化、消沉！”

　　这次讲话是蒋介石自西安事变以来对复兴社“第一次最重要的训词”，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训话，它为复兴社敲响了结束的钟声。

　　“1938年3月初，酝酿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解散复兴社的时候，我曾提出几个问题请示蒋介石。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答：‘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十分肯定地答：‘当然这么做。’第三个问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也是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第二、第三两个问题我又写成书面报告呈蒋批“可”之后，作为根据去做了。”

　　由康泽提出、而为蒋介石所认可的结束措施，就是上述寥寥三条：召开复兴社代表大会，宣布解散；将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青团；复兴社社员可以根据其志愿，率先入团。其中第二条似乎肯定了复兴社对于国民党的贡献，但内容十分抽象；第三条似乎承认了复兴社员在三青团内的优先地位，然而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

　　对于一个像复兴社那样曾经对国民党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秘密团体，如此结束确实显得过于草率了一些。

　　接下来，在康泽的主持下，中华复兴社于1938年5月15日在武昌大江中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团体正式结束，出席会议的代表约百余人。

　　复兴社的匆忙结束、草草收场，在外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而给它的许多成员却留下了工作失败、组织死亡的惨淡印象。

　　社员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团体要结束，召集代表大会，这是最后一次大会。大会有何意义？昭示团体过去工作的失败。”

　　“我们私下称这个会议为‘奉安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里团体死掉了。想当初大家下了多大的决心参加复兴运动，宣誓之后，完全献身团体，如今一句话就解散了，重新成立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那以前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据云“并非每位复兴社员都参加了三青团。滕杰认为参加三青团的只是原来复兴社员总数的一半。大多数的复兴社员于以后数年中在三个系统的机构内服务，一为政工，一为特务，一为三青团。”它表明复兴社在团体解散之后成员开始分流。

　　其一，“复兴社同志无不怀念复兴社，一旦改组，原有精神必然丧失，内部分子必然复杂，（部分社员）乃大失所望，因而没有加入。”其二，因康泽“偏重于地域性（川滇黔），特别对西南三省青年接近，别省同志则认为自己有被疏远冷落之感。复兴社改组后，西南三省以外之同志并没有全部加入三青团，此为原因之二。”

　　反之，与康泽接近的复兴社分子大都加入了青年团。可见复兴社内部的派系之争，是部分复兴社员拒绝加入三青团的重要原因。

　　“三民主义青年团缺乏实心实力的干部，来担任艰苦卓绝的奋斗，…一开始就显得欠缺黄花岗革命精神与黄埔精神，…（团的）组织形式很庞大，但实际工作很空虚，尤其是没有革命精神与革命行动，不能激发革命青年去做无名英雄。…由中华复兴社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转变，就好像一个人行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一样，革命的危机，革命的困难，日积月累，难以挽救。”

　　“三民主义青年团原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之继续与延长。但力行社为党内高度秘密之革命组织，一切要求均较严格，指挥运用亦较单纯积极，故效率高、成绩著，惟发展太快，愈到后来引起批评谤议之处亦愈多。青年团则为党内之公开组织，兼容并蓄，冶各方于一炉，大敌当前，求党内团结合作计，自亦有其必要。”

　　至于复兴社成员加入三青团也有一番周折。在复兴社结束大会上，贺衷寒曾特意宣布：“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第一批宣誓入团的！”

　　似乎是为了强调复兴社与三青团在组织上的延续性，并显示社员在团内的优先地位。但社员转变为团员，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在内部仍然存在分歧。

　　“复兴社员之转入三青团，并无任何特殊手续，只需宣誓即可，为如何转移社员一事，康泽与邓文仪曾有所争执。邓氏主张集体入三青团，康氏则主张个别入团，最后采取折中办法，即凡属于一团体者，经过个别鉴定后，集体宣誓入三青团。”

　　1937年春，蒋介石预料到抗日战争将很快爆发，产生了解散党内各种派别小组织而代之以一个新组织，以团结组训全国青年的最初设想。

　　“迨二十六年（1937年）初，时局愈见严重，领袖预见对日战争，瞬将爆发，国家之自由平等，民族之存亡盛衰，在此一战，而以积弱之中国，欲于全面长期抗战中，获致最后之胜利，必须使全国青年之意志与力量，有新的团结与集中，因决心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全国青年。”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蒋介石成立三青团动机最为明确的说明，但此时尚未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同年5~6月，蒋介石开始授意某些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分别草拟改组计划，以供成立新组织参考。

　　“蒋中正之有意改组力行社与他对建立国家统一领导的构想有密切关系。早在二十六年五、六月间，他似乎已授意某些力行社社员草拟改组计划。贺衷寒于六月二十二日赴庐山晋谒，一方面是为他即将出国考察，另一方面即是呈递一改组计划书，其意见为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所采纳。”

　　7月初，滕杰、左铎等人亦以复兴社干事会名义提出了改组计划，由当时的复兴社书记长郑介民带赴庐山呈蒋。

　　“在抗战发生之前，国内政治、军事都已统一，但是党内却有两个组织，加上前面所说的若干原因，我们遂决定将复兴社公开，使党内人士都有机会来参加。干部们公推我和左铎两人起草方案。我所起草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案》，经干事会采择，干事会未加修正即予通过。并推第五任书记郑介民上庐山晋见领袖，分析复兴社之处境，及目前国内需要，并将我和左铎所拟两案呈报领袖，领袖裁决采取《三民主义青年团案》，此一决定对当时环境影响至大。”

　　由此可见，三青团的早期酝酿是与复兴社的改组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民党官方团史所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为本团实际筹备工作开始时期”，很可能即是指此而言。但直到抗战爆发前，所有这些活动都还停留在讨论酝酿的阶段。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将其设想付诸实施，尽快准备成立这个新组织。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园别墅召见陈立夫、刘健群、康泽等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现在抗战已经开始，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的）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

　　关于新组织的名称，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采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以利号召。蒋介石还通过康泽向汪精卫示意，欢迎改组派参加青年团的筹备工作，汪表示愿意就任三青团的评议长，蒋、汪并为此面谈会商，对成立三青团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时，对三青团团章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设计。1937年11月，上海失守，首都南京的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深感三青团有加速成立的必要，于是指定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分别召集有关人员，起草研讨有关计划，加紧进行筹备工作。

　　12月13日，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西迁，三青团的筹备工作被迫暂时中断。据康泽回忆，撤离南京后，蒋介石曾在庐山召见他，商量在星子召集会议，继续讨论三青团问题，以便早日成立，后来决定等到武汉后再行集会。

　　1938年初，国民政府迁抵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2月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组建三青团的目的。

　　此后一个月内，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多次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三青团之组织方式、干部选拔及成立时机等具体问题，并指定谭平山、陈立夫、康泽等为团章正式起草人，负责拟订三青团团章草案；协助参与起草的，还有任觉五、白瑜、鲁学瀛、张宗良等人。

　　国民党官方团史称，在这一时期“党内少数人士，对团的组织方式及其名称，尚有不同意见，可分析为三类：一、主张在党内设青年部，以为不必另设青年团；二、以为青年团不必冠以‘三民主义’字样；三、以为团的组织应与俱乐部相似。”

　　“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并通过修改党章，在第一章第五条加列：“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国民党临全大会为三青团的成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国民党临全大会开会期间，蒋介石数次召见陈诚进行密谈，商讨三青团筹组问题，并恳切指令陈氏担任团的书记长职务，负起综揽团务的重责。当时陈诚身兼三项要职（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与武汉卫戍总司令），正在负责部署和指挥武汉会战，军务极为繁忙，因此再三请辞团的职务。

　　但是，蒋介石亲写手书，劝谕从速开展筹建工作，并每日下达手令，交办有关建团事项，限期呈复，于是陈诚只得遵命服从。当时建团面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协调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和小组织，使其捐弃前嫌，和衷共济，共同组成三青团。

　　而蒋介石坚持由陈诚担任书记长，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陈诚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小组织，立场比较超然，无所偏倚，并且对蒋忠诚，由他出面领导团的工作，易于为各派所接受。

　　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该要旨确定了三青团的性质、目的、领导重心和组织形式。

　　“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特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由国民党总裁兼任青年团团长；团内设评议会，由评议长和评议等组成；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其干部由团长指派。”

　　同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贺衷寒、谷正纲、康泽等人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筹备时期初步确定为2个月。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拟订三青团团章，以规定团的基本任务、团员资格、各级组织与工作，纪律与任期等内容。当时由陈立夫所代表的CC派和由康泽所代表的复兴社，都各自组织班底，分别拟具了团章草案，并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诚和康泽成了三青团的主角，对此CC派极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许多年后陈立夫回忆往事，还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正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方案，才使党与团成为两个对立的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本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团的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分为6级，即中央团部、支团部(省)、区团部、分团部（县）、区队、分队。团员年龄从18岁至38岁，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违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不得违反新生活信条”。如违反团纪，将受到警告、记过、劳役、禁闭、开除、特别裁判等不同处分。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经过多次删除和修改，但三青团团章还是保留了若干复兴社的色彩。这份团章全然没有提及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显示了很大的独立性，为后来的党团矛盾埋下了伏笔。

　　7月9日是北伐誓师纪念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武昌蛇山下的湖北省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蒋介石亲临主持。到会者有国民党政府要人，三青团中央干事、候补干事及各方代表1000余人。蒋介石选定31人为中央干事，组成三青团筹备时期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正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号召全国青年集合在本团之内，共同奋斗。接着由陈诚领导全体宣读誓词，宣誓入团。最后全体代表向团长蒋介石致敬，大会即告结束。

　　从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组成情况看，确实体现了蒋介石团结国民党各派的企图，具有比较广泛的派别代表性，几乎包括了当时国民党各派的代表人物。

　　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程沧波等代表CC派；贺衷寒、胡宗南、康泽、刘健群ID小火箭、陈良等代表复兴社；谷正纲、周佛海代表改组派；梁寒操代表孙科派；陈诚、王东原代表陈诚派；严立三、甘乃光、段锡朋代表国民党中间派；王世杰代表政学系；李任仁、黄季陆代表桂系；谭平山代表原来的第三党；章乃器、卢作孚、曾宝荪、何廉代表无党派。

　　7月11日，中央临时干事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团部组织条例和团务推行计划纲要等议案，并宣布由团长蒋介石任命的中央团部各单位负责人名单。7月16日，蒋介石复指定陈诚等9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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